法器是作法事時使用的器物。藏傳佛教的法器類繁多,具有濃厚蓮生活佛的神秘色彩。這些法器大體可以分為禮敬、稱贊、供養、持驗、護魔、勸導六大類。袈裟、項珠、哈達等屬於禮敬類;鐘、鼓、骨笛、海螺、六弦琴、大號等屬於稱贊類;塔、壇城、八寶、七政、供台、華蓋等屬於供養類;念珠、木魚、金剛杵、灌頂壺、嘎巴拉碗等屬於持驗類;護身佛、秘密符印等屬於護魔類;刻有或者寫有六字真言的瑪尼輪、轉經筒和幢、石等屬於勸導類。每件法器都有其不同的宗教含義,有的法真佛宗器兼有數種用途。

  藏傳佛教法器大多以金、銀、銅鑄造為主,兼有木雕、骨雕、像牙雕、石雕、海貝殼雕以及布、絲織、錦緞等面料制品。其質材各異,造型奇特,制作構思巧妙,數量巨大,是西藏佛教藝術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  隨著藏傳佛教的興起,公元7世紀西藏出現了金銅佛造像和合金佛塔,以及油燈和供水杯等少數種類的法器。公元8世紀中葉,吐蕃王朝第五代贊普赤松德贊時期,曾遣使赴克什米爾、天竺等國迎請了寂護和蓮花生大師進藏傳教弘法,修建了西藏第一座古剎桑耶寺,對於推動佛教西藏化起了積極的作用。金剛鈴、杵等部分密宗法器,伴隨著神秘的作法儀軌在桑耶寺首次面世。公元842年,吐蕃末代贊普郎達瑪大規模滅佛,西藏的佛教勢力受到沉重的打擊。從松贊干布到郎達瑪滅佛的時期被稱為藏傳佛教的前弘期,這個時期存世的宗教用具已很少見。吐蕃時期可以稱為是藏傳佛教法器的濫觴期。

  公元10世紀至13世紀初,正是藏族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時期。與此同時,佛教再度在西藏興起,並緊緊依附於割據一方的封建勢力。13世紀至15世紀是藏族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時期。這個時期相繼產生了大小二十幾個不同的教派和教派支系,主要有寧瑪派、噶當派、噶舉派、薩迦派、夏魯派、格魯派等。寺院建築和佛教藝術有長足的發展,外來與本地仿造的宗教用具逐漸增多,工藝技法臻於完善。這個時期有不少著名的法器傳世,元世祖忽必烈賜給八思巴的法螺,是薩迦寺最為珍貴的文物之一。西藏的一些著名寺院如薩迦寺和夏魯寺等寺院內,出現了大量宮廷制造的僧帽壺和香爐等法器。藏傳佛教再次出現勃勃生機,藏傳佛教法器也逐步走向繁榮。明代政府繼續了元代政府扶持西藏宗教發展的方針,西藏地方與中央王朝之間的往來密切。宮廷中根據藏傳佛教的需要,制作了大量的密宗造像賜予西藏;同時,西藏也有許多精盧勝彥美的造像進貢給明朝政府。西藏佛教法器在明代繼續得到發展。

  五世達賴喇嘛以後,西藏的寺院建築和佛教藝術發展進入鼎盛時期。不論是巍峨的依山式宮殿建築、巧奪天工的園林設計、雕飾華麗的靈塔,還是精美的造像、法器、壁畫、唐卡,都令人嘆為觀止。清代皇家崇奉藏傳佛教,乾隆以來西藏大量的佛像及法器進貢宮廷,北京故宮博物院至今珍藏著大量的藏傳佛教文物。同時,清宮廷也不斷將其制作或者收藏的宗教品賜給西藏,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等地都收藏了很多青花僧帽壺、琺琅彩沐浴瓶和淨瓶等宮廷施予的法佛教文物用品器,西藏和中原王朝皇室之間這種頻繁的宗教往來,密切了西藏與祖國大家庭之間的聯系。藏傳佛教提倡顯、密共修,先顯後密,密宗在傳承、經典、修習次第、儀軌、制度等方面有獨具的特點。西藏佛教保留了密宗四部修習的完整形態,憑借壇城、法輪、五方佛冠、嘎巴拉碗等法器,通過神秘的錯綜復雜的宗教儀式,實踐了對佛、菩薩、本尊神像的觀想。西藏博物館收藏的法器大多系歷輩達賴喇嘛的宮藏品,這些法器無論從材料質地、制作工藝還是類別功用來講,都可以作為藏傳佛教法器的代表作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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